作者：左晓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各类数据迅猛增长、海量聚集，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数据安全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周密部署下，当前我国数据安全工作进入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的关键阶段，不但直接关系国家发展利益，更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后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将数据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由国家安全斗争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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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已处于国与国对抗斗争的前沿阵地

数据是国家的战略资源，围绕数据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十分激烈。美西方国家实施“棱镜”等大规模监听、监控计划；大力发展网络战部队，以瘫痪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窃取重要数据为攻击目标；在企业的产品中安装“后门”，非法获取用户数据、控制或操纵用户系统和设备。特别是，数据安全已上升为美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核心议题，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翻版。例如，为了限制中国的5G技术，部分西方国家联合提出了“布拉格提案”，专门对源自中国的5G技术“抹黑”，其炮制的四项安全准则中，有三项与数据安全直接相关。美国国土安全部甚至向全美商业企业发布《数据安全商业咨询》，要求防范来自中国的产品。

由于美西方国家多年持续围绕数据安全向中国“泼脏水”，我们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极大挑战。数据安全问题也上升到了外交最高对话层面。目前各国领导人在会面时，数据安全几乎成为必谈议题。2020年9月8日，为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我国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旨在通过明确政府行为规范、推动企业共担责任、合作应对安全风险等务实举措，为加强全球数字安全治理、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数据流动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众所周知，美国形成今天的“一超独霸”地位，“美元霸权”是关键原因。但美国认为，新时代需要新霸权，美元霸权将会被数据霸权取代。2021年，美国外交学会刊文《数据即权力》，将数据的竞争与当年美国获得“美元霸权”相提并论：“1944年7月，在诺曼底登陆仅几周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仍然悬而未决，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接待了来自43个与美国意见一致的国家的代表。代表们举行会议，商定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规则。这次会议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旨在帮助各国在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后重建世界。在另一场危机之后，美国再次有机会建立支持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新国际规则，问题在于它现在是否会接受挑战。”这个“新国际规则”便是数据规则。美国智库提出，美国已经在数据治理立法上有所落后，现在应当直面中国带来的挑战，针对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的特点重新组织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新框架。通过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美国智库对数据规则的重视毫不奇怪，反倒是我们国内相当多的人还停留在技术层面看待数据。

国家安全体系中，任何一个安全都离不开数据安全

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众多，但唯有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网络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数据安全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而且更加突出。例如，当前正在兴起“网络生物安全”交叉学科，背景就是一些国家通过入侵别国的生物实验室，窃取或篡改数据，以制造生物武器，或者在他国引发生物灾难。经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均会受到数据安全的影响。

数据已经成为新生产要素，数据安全决定其要素作用能否发挥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撬动经济增长的新杠杆，成为各国提振经济的重要方向，各国都在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明晰的权属和有序的流动，是生产要素的本质要求和前提条件。但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突破。例如，数据权属有待进一步明确，限制和制约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纷纷对大数据立法，设立数据交易所的积极性也很高。但事实上，关于数据开发利用、数据要素流动的一系列问题都没有解决，其中最核心的是数据安全和权益保障问题。

当前，我国已初步完成数据安全顶层设计，基本建立政策法规体系。要通过探索党管数据体制机制，引领平台监管正确方向，创新数据安全执法手段，将数据要素开发利用工作与数据安全基本制度紧密结合等方式，进一步加强数据安全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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