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100元转过去，确实返利了；后来变3连单，等她转账过去，对方又说，变20连单了。”

(相关资料图)

李明敏，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反诈中心负责人，说起近期这起“刷单”案件，他既气愤又无奈。

受害人“刷”完20连单，损失十几万元，感觉被骗后报警，做完笔录讪讪离开。没想到隔了一天又来了，在骗子蛊惑下，她又“刷”了100连单，损失达几十万元。她说，“我要不转账，之前的钱都没了，转账了，是不是还可以要回来？”

在“刷单返利”类诈骗案件中，这是受害人常被灌输的想法。

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6.4万起，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快速上升态势，但冒充客服、刷单返利等电诈案件仍然高发多发，手法层出不穷。

今年起，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推进打防电信网络诈骗“红蓝对抗”实战练兵活动，16个区公安刑侦部门被分为“红”“蓝”两组，开展一场为时一年的内部竞赛，希望提升打击和防范电信诈骗水平，守护百姓“钱袋子”。

“天上掉馅饼”，受害者深陷认知陷阱

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工作人员时刻准备接警

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驻地——中山北一路803号院，最忙碌的楼宇之一，是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墙面上，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相关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标题下，挂有27家单位牌子。办公的，除了民警、辅警，还有4家通讯运营商、11家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帮助在通信、转账各环节采取措施，预防诈骗。

“多部门联合‘作战’，目标：快。”屏幕上数据显示，仅记者造访的这天上午，中心就对21万人次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预警。对收到可疑电话和短信的市民，全量发送提示短信；市民有点击可疑链接等中危情形，AI或人工电话提醒；已进入电诈“套路”等高危情况，派出所民警则上门劝阻。

“实践证明，电信网络诈骗是可防性犯罪，事后打击不如事前防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九支队副支队长尹延淋说，上海推动警银合作，努力守住“资金出口”。今年以来，依托资金防阻体系建设，拦截涉诈转账资金7.6亿余元，追回群众被骗损失2.2亿余元。

劝阻受害者是一大难点。很多时候即便对受害者进行劝阻，都难以阻止损失。

“很多受害者完全被诈骗分子‘洗脑’，听不进。”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负责电话劝阻的工勤主管吴明凯说，不久前，他给一个公司财务人员打电话，劝阻其不要给不明来源的账户转账，对方矢口否认被骗。“你‘老板’发指令的这个群是新建的，对不对？打电话确认一下？”

几经来回，这名财务验证后发现确实受骗了。诈骗分子全套“复制”了公司老板的社交账号，一笔15万元款项差点转出去。

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打坏的固定电话。巨云鹏 摄

“有些受害人，电话里无论如何不相信劝阻，我们就通知派出所上门。”吴明凯和同事们平均每天每人要拨100个电话，短的几分钟，长的超过半个小时。办公桌旁，打坏的固定电话就有8部。

在“红蓝对抗”实战练兵中，浦东在“防”上较突出。为何“劝阻难”？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中心副大队长龚海青认为，是电诈犯罪分子通过话术给受害者构建了认知陷阱。如在以财色为饵的“投资”“刷单”“裸聊”类案件中，“再充值、转账一些，就把之前的还来（或把视频销毁）”，“利用受害者想要挽回的心理，持续要求转账汇款，实际上犯罪分子贪得无厌，转账越多损失越大。”

浦东警方查获的诈骗“话术”剧本

近期浦东警方破获一个500余人的特大“话务引流”团伙，该团伙从境外获取潜在被害人的电话信息，主要以教育培训机构退赔学费的名义引导被害人泄露银行卡信息。

在这个团伙的话术本上，记者看到，应对被害人“怎么是外国号码”“为什么不是这个机构退款”“为什么要仅QQ群办理”“你们是骗子”等质疑，都有应对“台词”；还设计“只有部分用户”“名额有限”“错过就没法办理了”等催促性语言，增强被害人紧迫感。

“首先‘天上不会掉馅饼’；其次即便‘入坑’，也要及时止损，”龚海青说，市民接到陌生电话或网聊时，绝不能透露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等，涉及转账汇款，一定要多方核实，“无论多么相信网络那头的人，涉及转账银行卡等，都要多个心眼。接到警方短信电话提示，一定要重视。”

银行卡、手机卡，是犯罪分子争抢的“资源”

一直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李明敏洞悉该类犯罪套路，“电诈犯罪离不开‘两卡’，银行卡和手机卡。”银行卡用来承接被害人款项，走账；手机卡用来拨打诈骗电话，“引流”。

不幸遭遇电诈，钱款已转出去，那找到银行卡主人，不就能找回自己的钱了？面对记者提问，李明敏说，如今的电诈团伙，将犯罪链条上的环节拆分，受害者转账账户的主人，往往只是将自己银行卡出借给他人的“卡农”，到账后立刻再转到下一级账户，或采用取现、购买黄金、直播打赏等方式“洗钱”，最快半小时内受害者的钱就已转到境外。

去年7月，上海普陀警方捣毁一个专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分子“洗钱”的犯罪团伙。被害人报案后，警方发现报警人汇出资金10分钟内，这笔款项就分散流向多个银行账户，其中一个在上海宝山区某银行被取现。根据线索，专案组抓获5名“卡农”及其上家戴某——戴某10余天内就为境外诈骗团伙“洗钱”100余万，自己拿到6万余元提成；对5名“卡农”，他许诺每取现1万元拿200元提成，还包食宿。

记者了解到，一个“卡农”，可能只拿几千元“好处费”或提成，但从他账户上“走”过的受害者钱款可能高达数百万。出借银行卡行为，看起来“危害不大”，在电诈犯罪链条中却必不可少。

作为电信诈骗拨号的必需品，手机卡乃至固定电话，也是犯罪分子争抢的“资源”。

宝山警方在居民小区内查获非法GOIP设备

今年4月，上海宝山2个老旧小区分别有固定电话连续对全国各地拨号，较为异常。民警上门核实发现，2户居民均为老年人，并未经常打电话。会同电信部门线路检测后发现，这两家的网络线路交接箱内均被非法安装了GOIP虚拟拨号设备，可以把境外网络信号转化为上海固话信号。安装工莫某、李某落网，他们通过该设备为境外电诈团伙服务，获利约5万元人民币。

法律打出了重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21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而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支付结算帮助，数量达到5张（个）以上，或者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通讯工具帮助，数量达到20张以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7年。

“犯罪分子和法律‘躲猫猫’，”李明敏说，最近侦查的案件中发现，有的“卡农”首领，统一为手下“卡农”每人只开办4张银行卡，逃避法律打击。作为“红蓝对抗”中以打见长的徐汇警方，在结合警银联动机制基础上，持续深化“断卡”行动，要求派出所及时研判资金流，24小时内完成三级账户研判，明确可疑“卡农”身份信息，及时开展落地抓捕。

加快深化全警反诈、积极拓展全民反诈

民警将电诈犯罪嫌疑人带回上海

今年以来，上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接报既遂数、立案数同比继续保持下降趋势。打掉一批违法犯罪团伙，溯源经营、深挖扩查，成功抓获各类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犯罪嫌疑人4000余名，捣毁黑灰产犯罪团伙160余个。

尹延淋坦言，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层出不穷、难以根治，与其背后庞大的黑灰产利益链条密不可分，与电诈案件关联的黑灰产犯罪活动迭代更新，呈现境外化、集约化、组织化、模块化趋势。

以上海警方此次侦破的特大“话务引流”团伙为例：藏匿境外的犯罪分子对境内话务引流团伙远程指挥，团伙内技术人员搭建“客服系统”语音服务器，骨干人员招募发展“客服”，线上发布引流话术剧本、工作任务、服务器账号、密码，由“客服”在家中登录服务器输入账号密码，系统便可自动搭建通话线路，批量拨打潜在被害人电话，“由专人负责培训、检查质量、结算收入，一环扣一环。”

“客服”说，只是“打打电话”“拉拉群”，但记者了解到，电话另一端许多电诈受害者不仅有财产损失，还会因“轻信”而自责、内疚，造成抑郁、家庭不和乃至自杀倾向。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说，对于为他人提供推广、引流等帮助的犯罪分子，特别是与诈骗集团存在事前通谋、事中勾连，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人员和组织者，一般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对于明知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为他人提供软件开发、技术支持、账号维护等帮助行为的犯罪分子，一般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

龚海青认为，“打”与“防”，需要加快深化全警反诈、积极拓展全民反诈，多维构建宣传体系、拓展宣传渠道、提升宣传精度。

尹延淋说，上海警方实行叠加见面劝阻，强化事后追踪回访，由市-区-所三级联合各区、街镇，自主成立反诈劝导小组、居村委干部、楼组长等群防群治力量，“倘若接到反诈中心或辖区派出所的预警电话，请积极配合民警见人见面，避免财产损失。郑重提醒：只有真警察才会上门劝阻，且不会提出任何转账要求，如有疑问，请拨打反诈中心热线96110。”他说。

（除标注作者外，其余图片均由上海公安机关提供）

（原标题为《大江东｜拆解电信网络诈骗：从洗脑开始，掏空你的钱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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